瓜房姑娘

(foto by qi space)

那一天出门后在中山公园的地铁站等包包小姐，她挎着一只包包姗姗来迟。快餐店里店员大声呵斥我：不准在店里拍照。而我举起相机仅仅因为对于橱窗外一个独自空抬着手在过道间认真练习滑步旋转的中年男人异常感动而已。
这就是上海，人们都过着高蹈而平庸的生活，每个人都不同寻常，每个人都司空见惯。


压力无解
下午，国顺东路200号的小白楼里正在“工作坊”的是挪威姑娘Inger-Reidun Olsen，走进剧场（其实是个画廊）时，演出已经开始。舞台前一排灯管亮着，空间看起来有些阴惨。一枚女体在场中奋力挣扎，半透明的天花板上方有脚步踩过，声音暴烈适时轰鸣。
之后印象深刻的片段是，舞者的脸仿佛是一张信手捏来的橡皮泥，在随手涂抹揉捏下迅速变换表情。以及当舞者说I'm happy..I'm happy...越来越快越来越响，背景声音忽然爆发，一开始看起来刻意开心的表情也逐层递增为愤怒。
在演出后了解到，戏的名字是“压力”（Pressure），而舞者想探讨人的情绪。


工作坊
工作坊开始时，舞者强调了一个人在舞台上时候的3个存在(Being)，是肢体（physical翻译讲是“物理上的”），情感（emotion）的，以及理性的（Mind)。（后来我想大概用佛家的语汇，可以翻译成身、心、意。）
从随机音乐中身体乱走开始。太久没有站到塑胶地板上了，所以别说身体，连脚也已经迈不开来。舞者中途叫停，开始了肢体的指引。放松，呼吸，放松脚部开始逐渐上升，把所有的重量下沉到脚，旋转头部，时刻保持放松，张开手，感受肢体的重力，注意呼吸，放松。冥想之后，入定或者乱走都不在话下。
之后舞者带大家做了一个情绪练习，确切讲，是她做了一个情绪反应调研。起先是让每个人用不同形状分别画出可以装载恐惧、愤怒、忧伤、快乐的容器形状，再是要求大家标识出当天每一情绪能够将这些容器装到几分满，之后就是让大家依次做这些情绪状态下的自然表现，情绪的程度由弱渐强……
舞者说，她在很多这样的工作坊中，了解到人们在情绪下的肢体反应，这可以帮助她在表演过程中只要将那些动作表现出而不至于每次都调动自己的真实情绪从而保护自己。


情绪问题
演出和工作坊结束，在画廊门口遇见舞者。在舞台之外，她是一个看起来很温和的姑娘，和她谈起工作坊时的肢体引导，她说戏剧训练和冥想原本就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都是通过自我观察后有所成长，并且推己及人。同时我很好奇，一个看起来异常平和的女人，为什么会在舞台上探讨压力问题，为什么会花很多时间去研究人的情绪问题，是有什么症结吗？舞者说，人们需要释放情绪而不是压抑情绪，很多人都不喜欢面对自己的情绪，实际上了解它们，然后适当表达出来一些会更好。
门口的聊天和寒暄告一段落后，舞者忽然问我是否一起去喝一杯。小白楼附近的咖啡馆里，我们有机会谈到更多关于情绪的话题。我告诉她，中国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总会有人来提醒你，不要过分地表达自己的情绪，那可能是一种礼貌和规则（发乎情，止乎礼）；以及出于某种健康观念，我们总是觉得应该拥有更多的快乐，应该尽量避免一些负面的情绪。舞者说，对她来说不同的情绪是一样的，没有正面和负面的分别，她不会觉得快乐比悲伤更好，不会觉得愤怒比恐惧更糟，“当你把愤怒、恐惧、开心和忧伤一件件从心里拿走的时候，人就会更趋于自然；不同的情绪就像不同的天气一样，他们有好有坏，十分自然。”说完这句话，知道我从事着和佛教有关的工作的Inger又加了句：我想佛陀也会是这样的吧。


咖啡时间的意外
我问Inger在做独立舞者之前是否做过其他的工作，她说当然，不过工作内容居然是个发型师。她曾在专业学校学习发型设计，工作一段时间后，又在舞蹈学校学了5年的表演。
Inger的下一个作品打算表达冲突状态，Inger的话题倾向很容易让人联想她本身的心理处境。事实上对于压力或冲突话题的关注，却与她自身的状态无关，而是因为在挪威这样的国家大部分人的生活太富足了，人们有太多的钱和物质资源，加上福利又太好，所以大家都很懒。因此她想通过对于愤怒心态的表达，让人们在禁受刺激的状态下产生些许动力。对于这样的一个“怒其不争”创作起点，我实在是忍不住跌了一下眼镜。


越界的界
Inger-Reidun Olsen以及其他的艺术家们在上海的演出，和往年一样，由张献老师作为活动的组织方。比较不幸的是，这次越界恰逢六十年国庆，演出无法以公开的方式进行，只能以工作坊的交流名义展开。前一天在上戏舞蹈学院看阿努克的工作坊时，张老师十分激动地说起演出未能公演的无奈与气愤。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年头，国际舞台要么更走进内心，要么更接近公共，倒是我们仍然在乐此不疲地做着载歌载舞的集体盲目狂欢的演出项目。演出都是大型的，服化道都是奢华的，观众都是政府买单的，精神是建设在口头的，而那四年的政绩是尤为重要的。对于激动的张老师，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这些总归会好的”？“比起其他城市已经很不错了”？“的确是不可理喻毫无自由”？好像怎么说都不太合适，毕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就仅是一个不出力的看客了。不过Inger有着同样的疑问，一方面她不明白自己的演出和工作坊一直都是受挪威或其他国家政府的支持和补贴，到了中国怎么就成为被禁止的对象了；另一方面她很惊讶于一个在硬体建筑上发展如此迅速的国家（她曾在北京呆了五个礼拜，亲眼看到城市建筑飞快地在窗前变化，更像是一场演出），为什么在意识观念上会有诸多禁忌。
对于这样的疑问，我蹩脚的英文更是无法去解释什么，只好希望Inger能够像她习惯对情绪们所做的那样，将这样一段公演未遂的上海记忆，也释放掉吧。

从山上下来之后，我昏睡了几天。一直到昨天在漫长的，几乎又要昏死过去的噪音演出现场，我听到陆晨他们的某首歌叫做“莫干山”。你可以干水，可以干房子，可以干我，可以干任何东西，但是你不可以干山。
在莫干山之前的那首歌，叫司马青。
从山上下来之后，我几乎都在莫干山路，人们陆续离开了这里，包括司马青。

可是顾磊还是老样子，陆晨也还是老样子。可是音乐不是老样子，我说这样真好。顾磊讲，要无所住。这是最有趣的，我从山上下来，听到大家唱不要干山。我从庙里回来，朋克他爸和我讲，应无所住。

上午在家醒来，妈妈问我怎么了。我梦见自己再一次下山，我不断地打包，准备赶路，爬上爬下。最后我抓着山里设计小妹的手，说，我走了，你要照顾好自己。然后眼泪从梦里流到了枕头上。
半个月来被愤怒掩埋的悲伤，终于在这个上午流了出来。坚硬决绝的东西正慢慢蜕去，敏感柔软的东西正渐渐回来。

在马路垭子上抽了几支烟后，各回各家，分别的时候抱了一下六个月的大肚腩。
我们不干山。

他年轻时候的样子已经没有人能够记得了。他老了之后想来也不会像这一带的老人这样若无其事，拉一条板凳就能够在树下猫一下午太阳。可能他也不希望自己老了之后会被人记得。假村人都是这样，只活在眼门前，不多想过去，也不多想将来。

假村原来并不叫假村，很早以前这里和所有的山林一样，间或有一些农田。附近的山民只是每天到这里来种地。后来山民们被陆续拆迁到这一带，农田变成了房屋。菜地被迁至干涸的河床和河底。接二连三的强制拆迁事件其实并不仅仅发生在大城市中，每一座深山密林同每一栋高楼大厦其实有着相同的遭遇。楼里的住户在落地的玻璃窗里向远外望去，是望不见曾经在棚户之间与猫狗们嬉闹的童年的。而每一支种植在河底的玉米，也是想不到停留在身边嗡嗡作响的蜜蜂板虫本应该是游鱼细石。
假村被人们记得的最后的样子，是一座风格阳春的渡假村。村民们因此被再度迁移，为了证明渡假村与空村的区别，人们在村的入口树了一块碑。碑上的字已经湮没基本无法辨认，除非你将白色宣纸覆在上面，再用沾着黑色墨水的棉花慢慢涂抹才有可能看到以下几个字：□□民风淳朴，人人习武□□。

所以他是假村中遗留为数不多的住户，并且现在他正值壮年。你不可能在白天的小卖部门口，农田里，等待被包的面包车门口看到他的抽烟，闲聊或者晒太阳的影子。也不可能看到他与这一带其他穿着习武服的年轻人结伴同行上山下山。只要在假村的白天，你看不到他。但是在夜里，如果你同我一样有幸，挨户投宿，并不慎敲响他的家门时。他会徐徐从屋里出来给你开门。
他光着头，不说一句废话，那沉默的架势，很像是不小心入了一家黑店。
但是，第二天，你还是很安全地从他家出门来了。有人后来再去他家投宿时，会小心翼翼地试探：请问，您在年轻时，也与这一带的年轻人一样，是个习武的青年吗。
他，唔了一声。还是不说一句废话。

如果你在假村呆得足够久，你会发现在假村周围其实埋伏着诸多真相。比如有一天你在附近的一片后来作为景点的墓园里忽然撞见他。他穿着一身僧人的衣服，在另一些穿着僧人衣服的人走在一起。当你惊讶地望着他，好像不敢相信墓园中的他与假村夜晚客栈中的他居然是同一个人时，他就朝你粲然一笑。
其实这是他工作的地方，每当有人靠近他，他就说自己能知道人们的将来。每天他就在墓园里握着不同的手，并向手主们描述他们的未来。也正是因为此，当他老了的时候他不会拉一条板凳猫在假村的树荫底下，也不希望人们记得他作为一个客栈老板或者占卜师的壮年的样子。

他在假村，甚至都不曾存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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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有关创意周,小马,双年展,包包,巴黎,丁咚,小花园等等.

特别鸣谢包包和包包的小郭!!!他在一夜之间把这个东西给变了出来..我花了一个礼拜时间才把它给传上来...

在所有曾经是难过岛居民的记忆里，都有着一条河。和难过岛里的大多数往事一样，每个人形容这条河的形制走向都不太一样，但那似乎不太重要。

住在河边的老何是我为数不多的艺术家朋友之一，有一天老何打电话来对我说，他原来工作和生活的地方要拆了，所以他不得不离开找新的地方。我仍然记得他的地盘曾经是靠着河的一栋近70岁高龄房子的一个角落。很久以前，人们在这个城市被称作“母亲”的河边汲水、做饭、洗衣；后来人们用高墙把河围住，在河边的小楼上搭起简易的边桌看风景；当老何住到河边的时候，大多数人已经偷不出看风景的时间了，但还有老何的一小撮朋友时常在小楼里饮酒作乐吃烧烤。那些夜晚，流淌的河水和老何的吉他声是一成不变的背景。

 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每次进出都要从连接旁边一栋楼的铁桥上走过，这让那栋小楼看起来像极了一艘孤立的船。老何在这条河边一共住了五年，这些年里，河对岸的楼不断长高直到把天遮盖，想来要是再住五年，某一天醒来发现对岸已经改天换地，实际是整栋小楼启航去了别的国度也未可知。我一直觉得如果老何从住进去的那一天开始在窗台上架一只摄象机，那么若干年后拿着录象随便去参加一个什么展览就能使他名声大噪。不过老何是个认真的人，只是画画、喝酒、弹琴，人多的时候连话也不太愿意说，只是配合地笑一笑。我想他一定不待见我故作聪明的有关拍录像的建议。

 小楼要拆了那你要去哪里呢？我在电话里问老何。可能是去北区吧，老何说来轻描淡写，似乎对这栋破楼的处境以及自己的去向都很不关心，一句带过而已。而我作为河边的往来过客之一，接到电话后实在觉得有些遗憾。老何说没有关系的，总是能找到地方的。

不久我有机会去故地探访，一路上我想象着自己避开艺术区管理员的视线，轻轻走上连接那栋危楼的楼梯，踩过悬空的铁桥，路过关着门的洗手间，转而下了半层楼，我取出相机，拍下了眼前所有空着的屋子，被打落在地的门闩与窗框……一切面目全非。

而实际情况是，那栋老楼居然没有在我特地去探视的时候破败不堪，白白伤感一场的感觉要比伤感本身更令人遗憾。我远远地望了一眼危楼，既没有爬上铁桥，也没有掏出相机。小楼的入口被锁了起来，但看起来仍然和原来一样，清晰而鲜艳的艺术家们的自制门牌迎风招展，和所有艺术区招牌一样热情触目，仿佛所有人都不曾离开。

我在紧挨着小楼的一层仓库里探访了老何的新工作室，他只是搬家到了隔壁。他现在的工作室比原先更大一些，更象一个艺术家工作的地方。这里虽然也紧挨河边，但没有窗子，显然也看不到河，更听不到风吹岸边临时码头发出的况且况且的声音。老何一边与我聊天时一边堆着沙子，这是他最近的新玩意。沙子堆在一只蓝色的盘子上，一些角落还摆着几只沙雕房子与树木模型。在我匆匆告别时，老何来不及抬头，他正忙着在沙盘上仔细清出一条狭长区域，露出蓝色盘底假装成河流，河里一只楼房形状的三层小船岌岌可危，随手一抹一切就变成新的沙土。这一下子，小河连同老何都不像真的了。